1949年11月28日凌晨1点，嘉陵江对岸仍有零星枪声，在南纪门小巷的临时看押点里，军统便衣刘全德被反复问到同一个名字。屋外哨兵的脚步声此起彼伏，他的回答却始终只有一句：“单线行动，我一人潜来。”
情报科并未急于加压，而是将他随身暗号本复印成数份，连夜送往西南局、二野前敌指挥所和重庆市军管会。小本子里夹着三张浸了药水的纸，日光照射下浮现出密写字迹——“勤务站二号”“江津”“阿花”。“阿花”指谁，一时无人能断定，但几名旧警探交换过眼神，显然想起了什么。
审讯进入第七个小时，刘全德喉咙嘶哑，要求喝水。战士递上搪瓷杯，他却突然把水一口喷在地上，仿佛要擦掉什么记忆般地闭眼哽咽：“你们去找劳有花吧，这事她定的。”
“劳……有花？”几位干部低声复述，面色立刻凝重。这个名字在解放前后多份情报上闪现，却始终像雾里花影，无从落笔。重庆城内有人听说过一位从南京教会医院来到渝中的女护士，瓜子脸，说话带点江南腔，但再多就查不下去了。
顺着线索，工作组在次日出城，奔赴歌乐山刑场周边村落，发现一处废弃窑洞里堆着电台残件和空药瓶，标签均为“金陵制药厂”。技术人员比对后确认，是特工惯用的隐形墨水原料。证明刘全德没有说谎，他的女上司确有其人，而且不是基层跑腿。
时间过去不到半年，1950年5月上海解放一周年前夕，华东公安总队截获一份从杨浦区寄往台湾的情报。信封干净，只在封口处残留三滴荧光素。甄别化验结果显示，写信者与重庆窑洞中提取的药水同源。于是“劳有花”再度进入侦察员的工作视线。
她的履历被一点点拼接出来：南京教会护士学校1947届，1948年冬递补军统特派员，出沪前受命潜伏。证据越聚越多，却始终缺最后一张面孔。上海方面翻遍户籍卡仍无结果，唯一可确定的是，她极可能藏身于医疗系统。
1952年秋，一批“苏南难民”陆续到达青岛、济南等地安置。公安在审查移民登记时，意外发现一份伪造痕迹明显的护士证，持证者名为“劳秀梅”，却用的是“劳有花”故乡松江的户籍。工作人员当场起疑，但此人已调往济南棉纺一厂医务室。
几年的工厂生活，使劳有花几乎相信自己真的改头换面。她在车间为工友包扎伤口、夜里给高烧的小孩输液，还参加义诊、踊跃献血，赢得“劳大夫”的称呼。甚至有人提议吸收入党。若不是外调组例行核查上海旧档案时，发现她自述的“重庆协和诊所”根本不存在，这张伪装或许真的能蒙混更久。
1958年7月15日，济南市公安局向上海方面拍电，同步布控。三周后，中元节前夜，工厂正发防暑降温药。两个穿灰布工作服的年轻人排队到她面前，一声“劳有花犯错误了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药瓶掉地炸裂成绿玻璃渣，她下意识捂紧上衣口袋——那里塞着拆散的晶体耳机。
押往看守所途中，她突然低声对办案员说：“我从没伤过一个平民。”回应只有一句：“电波不会说谎。”搜查医务室天花板，再次发现完整发射机组件、两本加密通讯录以及写满化学配方的笔记。重庆窑洞里的编号，与笔记中电台呼号对上，案情锁死。
讯问做了整整两昼夜，她把头埋在臂弯，偶尔露出冷笑。提及刘全德，她只说了一句：“他不是我学生，他只是颗子弹。”然而卷宗显示，1950年潜回上海的暗杀指令，正是由她下达。目标为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，代号“雕刻”。
同年12月，重庆军管会、上海公安局、济南市公安局三地联合案件会审，归纳出12个潜伏据点、48个联络暗号、92名上下线人员，陆续抓捕行动持续至1960年春天才全部结束。毛人凤在台湾多次电文催问“阿花”下落，最终得到“身份败露、被捕”的回报，此后再无指令。
1958年11月29日清晨，劳有花被押往济南东郊刑场。她拦下执行押解的警员要了一支笔，一笔一画写下“可惜白读书”五个字，旋即将纸揉碎扔进泥地。没有作最后陈述，也没有流泪。
案牍归档后，关于她的讨论很快沉寂。警方总结时指出：新政权初期的公共安全斗争，并非简单的枪林弹雨，更在于同隐蔽渗透的拉锯。刘全德的口供像打翻的墨水，沿着最细的缝隙渗透，最终勾勒出整个潜伏网络。
不少研究者注意到，此案有两个看点。一是破案速度，重庆解放到关键人物锁定仅9个月；二是对医疗系统的深挖，让潜伏者失去最理想的掩体。不得不说，情报与群众路线结合，在那几年显示出惊人的效率。
有人替劳有花惋惜，认为她若继续做护士足够衣食无忧。但一旦踏进军统训练班，个人选择便与历史洪流绑在一起，退出几乎不可能。承认这一点，比单纯感慨更接近事实。
重庆解放的炮火声早已湮没在岁月里，当年审讯室的白炽灯也换成了节能灯泡，可案卷上的手印尚且清晰。漆黑年代的暗流，最终被一束束寒光照出原形，留下的是真相，也是一点关于抉择的警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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